唯一两夺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 空难摧毁了他的球队

如果德尚和他的法国队能够战胜阿根廷,那他将创造一项新的成就:成为历史上第2位率队两夺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。

那么问题来了,谁是第一个?这就不得不提起那位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洪流掩盖的伟大教练——维多利奥·波佐。

三度挂帅,他改变了意大利足球

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,自然是追溯此人的成长经历。1886年波佐出生于意大利都灵,自小家境殷实的他先后求学于法国、瑞士和英国,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欧洲大陆人一样,他是一名亲英主义者。事后证明,这一次英国留学经历让他受益一生。

那是一个通讯技术仍然落后的年代,在英国的留学和生活经历,让他早于其他人接触到了先进的足球理念。归国后,由于彼时的欧洲足球没有职业化概念,波佐在身兼数职,从事主业之余,只能将足球当成一种奢侈的爱好。他的倍耐力轮胎公司的部门经理,同时还是一支新成立的足球队中的球员兼助理教练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支球队的创始人正好是波佐在留学瑞士期间结识的朋友,阿尔弗雷多·蒂克——波佐帮助他在1906年创立了都灵足球俱乐部。

球队成立5年后,波佐晋升为都灵队的执行总监(也就是如今的技术总监),同时他还兼任都灵足协秘书长。技术和职权一手在握,都灵队很快在亚平宁足坛掀起了一股足球新浪潮。

几乎不到一年时间,他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长官们赏识。他的任务是以主教练身份率领意大利国家队出征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,此时的波佐年仅26岁。可惜他在位时间只有短短3场比赛,由于奥运会上战绩不佳,他很快便引咎辞职。

回到了公司的波佐准备专心运营俱乐部。在此期间他多次前往英伦,从联赛体系更完善,并普遍开始私底下给优秀球员“棕色信封”(里面装着现金,被认为是足球职业化的前兆)的英国足球汲取养分。然而正当他的俱乐部构想逐渐成型之时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

波佐以中尉身份入伍,战场上的实战经历丰富了他的战术理念,也让他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,他开始总结2年前奥运会上的失利原因。此时的他开始意识到,“意大利的足球的落后是因为意大利人只把足球当做一种游戏,而足球绝不应该只是一种游戏。”这一点在他日后的执教风格上,开始有些体现。

一战结束,波佐再度回归公司和俱乐部。优秀的履历,上层人脉再配上军衔加身,为他赢得了第二次重大机会:再度以主教练身份率领意大利国家队出征1924年奥运会。由于世界杯直到1930年才诞生,因此奥运会是那个年代最高级别的足球比赛。这一次意大利队确实有所突破,但最终仍然被瑞士队挡在四强门外——不出意外,大赛之后他再度离职。

再度回归公司和俱乐部的波佐很快在生活中遭受重大打击,他的妻子因病离世。一番思想斗争后,他索性离开家乡,放下在都灵的荣誉与身份前往米兰,以AC米兰主帅身份重新开始。

很快,意大利足协第三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波佐,此时决定对国家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正所谓不破不立,除了洞悉手下每名球员的特点,他还顺应时代潮流开始思考引入“归化球员”,以弥补本土球员在技术层面的群体性不足。

最重要的是,他意识到在意大利身上照搬英国足球的战术体系,其实并不合适。于是他开始着手改良流行了几十年、被傲慢的英国人认为是足球唯一正确踢法的2-3-5阵型。

启蒙后世的战术革命

英国足球的心脏是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西北地区,利物浦、曼彻斯特、普雷斯顿、布莱克本、布莱克浦等俱乐部都是早期足球战术革命的温床。英国足球博物馆就最初建在普雷斯顿,日后搬迁至曼彻斯特。

1884年,普雷斯顿足球俱乐部首创了“2-3-5阵型”,在业界它还有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“金字塔阵型”。到了19世纪90年代,2-3-5成了英伦所有球队的标准阵型,并借着大不列颠强大的海运与殖民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。

与6~8名进攻球员配2~4名防守球员(还被鼓励积极前插)的原始足球不同,2-3-5首次以整体思维思考足球,它首次让球队阵型达到攻守平衡:当球队防守时,两名防守球员负责看守对方的内锋(通常有2~4人);而中场的三名球员则负责防住剩下的几名前锋。位于中轴线的中卫球员,是这个阵型的关键人物,不仅协助球队的进攻组织,还需要盯死对手最具威胁的进攻球员——中锋,被认为是日后“自由人”角色的雏形。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乌拉圭和阿根廷,就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上使用这个阵型,并分别取得冠亚军。

但这个阵型存在破局难题,即当对手和你使用同一阵型时,很容易成为“长刀互捅”。于是如何从本方禁区将皮球快速传到对手禁区,避开“长刀”攻击,用“短刀”快速结束战斗的战术思想,开始在奥地利、捷克、匈牙利一代流行,他们被称为“多瑙河学派”。

“多瑙河学派”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国家队主帅迈尔斯和当家球星辛德拉尔。他们的巅峰之作,是从1928年到1933年间创造了连续14场的不败神话,是欧洲足球史上第一支称得上“伟大”的国家队。“多瑙河学派”的基础仍然是2-3-5,但团队更讲究短传与个人突破,神来之笔是将一名进攻球员回撤到中锋身后——此举被认为是前腰这一位置的雏形。

而我们的主角波佐,此时则开始在意大利国家队身上实验一种攻防更为平衡,攻防衔接更为流畅的新阵型——2-3-2-3,业界被称为“条理阵型”(Metodo)。Metodo的战术基础仍然是2-3-5,但它是“多瑙河学派”的衍生产物,因为它不仅保留了前腰的概念,还多配上一名前腰协助进攻组织。

波佐真正划时代的改造是在后防线上,他意识到球队需要压制对方的中场以取得人数优势,于是3名中场在防守时会适时回撤,并在两名中卫身前形成第一道屏障。

较之以往的阵型,Metodo加强了防守能力,并首次提出了“攻防转换”的战术概念。是日后链式防守、快速防反和4-3-3的思想土壤。

如今的足球是一场模仿游戏,波佐所处的那个年代信息扩散速度还并不算快,于是,他依靠这套独创战术接连征服了1934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。

内外交困下的成功卫冕

一战后的意大利与德国内忧外患纷争不断,经济下行严重,百姓民不聊生。民众此时急需要一名领袖,依靠“强人政治”来统筹国家散落的凝聚力,摆脱国家颓废的现状。因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。

墨索里尼是个搞内政和经济的专家,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发展很快,修建了国家的现代基建:火车站、邮局、法庭、大学、工厂、疗养院......下一步,他计划借助体育的力量来传播自己的法西斯主义——足球这样的情况下被动成了他的重要宣传工具。

于是意大利主办了第二届即1934年世界杯,与以往的“游戏”不同,这是波佐人生经历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“大考”:领袖给他布置的任务是夺冠。在通往夺冠的道路上,主打2-3-2-3的意大利队连克传统强队,1/4决赛阶段他们1-0小胜西班牙晋级。之后的半决赛,他们击败了如日中天,主打“多瑙河学派”的奥地利,涉险过关。

决赛场上,意大利对阵捷克斯洛伐克。波佐的前腰战术在加时赛阶段发挥关键作用:抓住捷克斯洛伐克后卫体能下降、精神不集中的契机,意大利队一次直传刺穿对手防线,前锋一蹴而就,2比1!意大利队获得了1934年世界杯冠军。赛后他被欢庆的球员们扛在肩膀上的画面,永远地留在了世界杯历史影像集中。

尽管墨索里尼几乎满足了他所有的外在条件,但球场上的波佐绝不容许外人插手,哪怕是领袖也不行。4年后,他踌躇满志地带领意大利前往法国,踏上卫冕之路。

随着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影响力与日俱增,欧洲范围内的反法西斯声音也在增强,意大利球员也因此成了球场上的法西斯主义牺牲品:只要意大利球员一拿球,全场就爆发出嘘声。在权力巅峰疯狂的墨索里尼不容许其他人的质疑,因此他在给球队的出征电报中威胁道:赢球或者去死!(Vincere omorire!) 。波佐和他手下的球员们已经没有退路。

1/8决赛对阵挪威,意甲历史射手王皮奥拉直到加时赛才完成绝杀,2比1艰难晋级;四强战对阵东道主法国,意大利人收缩防守,波佐的战术再次奏效,皮奥拉梅开二度将东道主淘汰出局;半决赛场上,意大利2比1击败了尚未摸索到足球正解的巴西队。

决赛场上,波佐再一次遇到了一支“多瑙河学派”的队伍——匈牙利。作为波佐最为倚重的“前腰”,梅阿查两次精妙短传完成两次助攻,帮助意大利最终4比2完成卫冕,波佐因此封神。事实上自波佐接手的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间,波佐率领的意大利除了收获两届世界杯,还将一次奥运会和两届中欧国际杯(欧洲杯或称欧锦赛的前身)收入囊中。能阻止波佐和意大利队的,只有突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空难摧毁了他的球队

1948年,在位19年的波佐选择离开教练席,但他并没有远离足球场。退休后的波佐回到家乡都灵,并赶上了信息潮流,在La Stampa报(原名《皮蒙特报》)成为一名体育记者,甚至还亲自前往现场报道了1950年巴西世界杯。值得一提的是,La Stampa是意大利现存历史悠久的报纸之一,1867年创办于都灵,发行量仅次于我们更为熟知的《晚邮报》和《共和国报》。

担任记者期间,他遭遇了人生中又一场痛苦的道别。1949年5月4日,刚结束拉丁杯比赛的都灵足球队乘坐飞机从葡萄牙返航。此时暴风雨来袭,飞机多次降落失败,当飞行员再次尝试着陆,却酿成了弥天大祸。飞机撞在了都灵市郊海拔670米的苏佩加山上,全机包括18名都灵球员在内的31人全部遇难。

由于当时没有DNA识别技术,空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,波佐还被要求赶到现场去指认尸体。要知道,这些面目全非的尸体都是经过他一手提拔进国家队的弟子,其中还包括大批都灵队嫡系。威震欧洲足坛的“大都灵时代”随着此次空难落幕,以都灵队为班底的意大利国家队也元气大伤,自此走下神坛。1968年,恢复了近二十年元气的意大利队终于在本土夺得欧洲杯。老人心愿已了,在几个月后安祥辞世。

1986年,波佐诞辰100周年之际,都灵体育场更名为维托里奥·波佐市政体育场。2016年他的家乡小镇蓬德拉诺,为他专门开设了一座波佐博物馆,用来铭记他的伟大成就。

媒体如今报道那个年代的意大利队,仍会标签化地配上意大利队集体敬纳粹礼的照片,据说那是波佐的要求,是他坚称的爱国主义——尽管我们无从考究他是否真心。如果坚持从道德的维度来衡量,波佐的伟大始终无法摆脱争议,这无疑是一种属于足球的遗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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